伊瓜西奥·弗里茨与酷刑记忆:科幻、幻想与智利政治暴力

智利作家伊瓜西奥·弗里茨在新作《残酷工厂》中探索酷刑与政治压迫的问题,书中结合科幻与黑色幽默,对历史暴力进行深刻反思。

伊瓜西奥·弗里茨与酷刑记忆:科幻、幻想与智利政治暴力

原文: Ignacio Fritz y la memoria de la tortura: Ciencia ficción, delirio y violencia política en «Factoría de brutalidades»


伊瓜西奥·弗里茨与酷刑记忆:科幻、幻想与智利政治暴力

采访者:玛丽安娜·哈勒斯

当虚构深入历史最黑暗的角落时,会发生什么?

这是智利作家伊瓜西奥·弗里茨(Ignacio Fritz)的新小说《残酷工厂》所探讨的问题,该书由Das Kapital出版社出版,探讨了智利独裁时期的酷刑和政治压迫,通过一种特有的科幻、恐怖、通俗和黑色幽默的混合方式。

该书将在11月25日(星期三)19:00在梅尔塞德298号的利古里亚酒吧进行发布。

故事的主角是赫丘勒斯·萨拉迪诺·韦尔特·蒙塔格(Hércules Saladino Weldt Montag),一名共产主义者、工人阶级成员,并且是总统萨尔瓦多·阿连德(Salvador Allende)的私人保镖小组(GAP)成员。

在1973年9月11日的政变后,赫丘勒斯被逮捕并送往国家体育场,这是独裁时期主要的拘留和酷刑中心之一。

在痛苦中,他的体验将他的感知推向极限,他开始相信自己是人民团结的第一个半机械人:一个为保护阿连德而创造的科技原型。

在此基础上,弗里茨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宇宙,在这里,历史暴力与阴谋、吸血鬼、恶魔契约和流行文化的引用交织在一起。

与传统历史小说不同,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“狂欢的、怪诞的科幻小说”,在这里,想象力成为探索沉默、创伤和压迫的主观维度的工具。

伊瓜西奥·弗里茨出生于1979年的圣地亚哥,是一位作家、记者,并且拥有社会传播学学位。他的文学创作涉及恐怖、科幻、黑色和通俗等多种体裁,代表作品有《精神失常者》、《马克思主义恐怖主义》、《僵尸普罗维登西亚:永恒的迷案》、《沙漠中的陵墓》和《恶的专家们》。他还参与了十多部国内外选集。

在与《公民报》的对话中,弗里茨讨论了虚构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、在否认主义盛行的环境中书写酷刑的必要性、他创作主角的过程,以及《残酷工厂》在他文学生涯中的地位。

-在一个否认主义成为掌权者的国家背景下,《残酷工厂》通过展示酷刑的残酷,直接对抗这一立场。你认为为什么有必要书写压迫?

-有必要写这类内容,因为那些未被铭记或未被提及的事情,面临被忽略、相对化或重演的风险,尽管我觉得这一主题被滥用,但并未得到内化或吸收。就像和一堵墙或随风说话一样。

虚构并不能替代证词或历史文件,这一点无疑,但它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靠近可怕的伤痛。《残酷工厂》标志着我对历史和当代的开放,此书展示了受政治迫害者的遭遇,使我能够与恐怖和记忆产生共鸣。

豪尔赫·卡尔沃(Jorge Calvo)在2023年发布《马克思主义恐怖主义》(《残酷工厂》的亲弟弟)时指出,若未曾承受酷刑,写作关于酷刑的内容可能是一种不尊重。对与错。然而,并不需要是宇航员才能写关于宇航员的故事,但确实需要研究、严谨地想象,而非物化创伤。

这部小说源自一个角色,该角色因其思维和做法被无情的冷血特工施加痛苦。每一次谋杀都不可饶恕;若再得不到惩罚,伤口将会延续。我认为这个主题被讨论太多,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。

–赫丘勒斯·萨拉迪诺·韦尔特·蒙塔格寄希望于自己是人民团结的第一个半机械人。这个角色与你对于Synco项目的看法有关系吗?

-与Synco项目(或称Cybersyn)并没有意识上的联系,尽管这种关联是相关的。我也不记得曾经提到过豪尔赫·巴拉迪特(Jorge Baradit)的Synco。

半机械人的概念主要源自于《六百万美元的男人》,主演李·梅杰斯(Lee Majors)饰演的史蒂夫·奥斯汀(Steve Austin),他是一位通过生物义体重建的宇航员。尽管我没有明确提到Synco项目,但所有与人民团结相关的内容让我得以扩展叙述的边界。

赫丘勒斯·萨拉迪诺·韦尔特·蒙塔格的精神状况极端,以至于他可能与芝加哥大火的开端产生联系。因此,在1973年9月11日早上的痛苦船难后,他的幻想是阿连德和他的合作者仍可以得救。

–在你看来,虚构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界限在哪里?虚构可能揭示哪些或许历史叙述无法传达的内容?

-在我的写作中,虚构与历史记忆的界限相当模糊。也许正因如此,我不按传统意义上写历史小说。《残酷工厂》既不是历史小说,也不是纪录片。它是狂欢又怪诞的科幻小说。一种拼贴画。它包含接近于散文的段落,但其主要材料是发明。

历史提供基础,想象和语言探索其死角、沉默和遗漏,尽管沉默这一主题也常常被滥用。

–在许多人未将文学作为优先事项的背景下,你如何看待文学生态?为何继续写作?

-直到1997年,我都想成为一名刑事律师。我的父母都是律师,我父亲曾是一名法官。我也曾参与政治:参加基督教民主党的会议,甚至考虑过是否投身于此,成为领导人或类似的角色。但在1998年,我被《华尔街日报》的“接触区”选中。这改变了我的视野。

在那一年,我登记参加了Pedro de Valdivia预科课程,但未曾到校:我逃课。直到1996年,我也不是一个伟大的读者:我更喜欢一遍又一遍地看同样的有线电影,只读过普遍知名的书籍:路易斯·塞普尔维达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、何塞·路易斯·罗萨斯科、曼努埃尔·罗哈斯等。

如今,写作似乎成了一种怪人的奢侈。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份“正常”的工作,而且更糟的是,没有传统的报酬,所谓的金钱。就我个人而言,我写作因为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事,因为这令我快乐,并且我想在“作家之靴”中度过余生。

–在与恐怖、科幻、黑色和通俗文学相关的创作过程中,《残酷工厂》在你的作品中意味着什么?你希望读者在阅读后有什么思考或感受?

-我在2019年开始写这本书,并于2023年提交给Das Kapital出版社。在我的作品中,《残酷工厂》代表着一种高压电流:一本前卫、过度并且极度意识到操弄这个世界的污秽的书。我希望读者不带偏见和政治色彩地阅读,不会将对暴力的描绘与为其辩护混为一谈。我并不想传授教训或评判任何人,而是希望打开一个叙事、哲学和批判思维的伤口,迫使人们去关注那些一些人宁愿不去内化的事情。

–在你的书中,德尔菲娜·埃迪特,这位你为《上帝的冷漠》创作的侦探再次出现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物交集,以及像维克多·昌弗劳这样的角色的出现?

-我母亲叫埃迪特·德尔菲娜。根据2025年国家文学奖得主拉蒙·迪亚斯·埃特罗维奇(Ramón Díaz Eterovic)的说法,德尔菲娜·埃迪特是智利文学中最早的私人侦探之一。名字的交集反映了玩乐的因素。维克多·昌弗劳是我刚刚针对人民团结项目的“现实重塑”想法所做的绘制。

同样,雷根或丘吉尔等其他历史人物也出现在书中。赫丘勒斯·萨拉迪诺·韦尔特·蒙塔格是我的替身米洛·安泰罗斯(Milo Anteros)韦尔特的叔叔,他是我小说《部落》的主角,几十年后我重写并以《从毒蛇室的出口》为题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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